今天是: 欢迎你访问安徽民协网
 
  
  
  
   
   

  电 话:0551-65328253
  邮 编:230000
  网 址:http://www.ahmx.net
  邮 箱: wdl608@163.com
  地 址:合肥市望江西路与文曲路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交口创新产业园B1座北区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7楼

 
有两种人是政府无法替代的
发布时间:2017/4/10  访问人数:399
    作者:张维迎 调整文章字体大小: [大]   [中]   [小]    

  “大众创新、万众创业”鼓舞了很多年轻人,但似乎结果并不让人乐观。中国经济想要腾飞的真正瓶颈到底在哪?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期的重大时刻,企业与企业家、投资家,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哪些地方?推荐张维迎先生一篇演讲实录文章供您参考。

  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,是我过去30多年研究的主题。我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bwin必赢亚洲平台企业家的文章,后来与盛斌合作写成《企业家》一书,到现在,我始终没有离开那篇文章和那本书所设定的主题。

下面我谈六个观点。

一、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

  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,无论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,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。但非常遗憾,如果你学过经济学的话,你从教科书当中得到的结论是,市场就是价格,就是通过价格不断的调整,供求达到均衡。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?有两个原因。

  第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。主流经济学假设这个世界是确定的,信息是完全的,偏好和技术是给定的,并且还假定所有人都是同样聪明的。如果世界是确定的,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;如果信息是完全的,每个人都有足够做决策的知识和信息;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,谁也不比谁更聪明,那么,每个人都是无所不能的“企业家”。自然也就不需要企业家。实际上,世界是不确定的,判断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在投资的时候,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收益,好多信息都没有,没有办法按计算机程序做决策,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、想象力。而且人与人不一样,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想象力和判断力。市场是不是有效,依赖于市场当中最具智慧、判断力和想象力的人,要看他们怎么去做决策,这类人就是企业家。

  第二个原因,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和稳定,而不是发展和变化。但市场经济真正的本质不是均衡和稳定,而是发展和变化。过去200年,西方世界最早实现了市场经济,不断有新的产品出现、新的技术出现,产业结构不断变化,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。所以,今天使用的产品和200年前不一样,和30年前也不一样。30年前我们没有手机,现在大家都有手机。10年前没有微信,现在我们都使用微信。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。
这种变化和发展来自创新。谁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呢?企业家。但是,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它关注的重点,使得教科书当中没有了企业家;甚至一些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,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。

  举个例子,增长理论中最著名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模型,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如何依赖于资本积累,但它并没有关注资本积累是如何进行的,如何推动新技术、新产业的出现。它只关心资本的数量,不关心谁在积累资本,谁在进行投资。最新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,关注的是知识、R&D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,但它没有关注知识和R&D如何通过一种特定的人群,也就是企业家,来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的。

  1986年我有一篇文章,开篇第一句话就是,商品经济=价格+企业家。那时候讲的商品经济就是现在讲的市场经济。只可惜主流经济学只关注价格,不关注企业家。

  可以说,今天很多有关政策的争论,如经济发展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主导,产业政策是否有效,其实都依赖于怎么去理解企业家和市场的关系。如果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在怎么发挥作用,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人类的技术进步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,政策建议实际上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。计划经济时期只强调资本积累,不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,以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,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。其实,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、实现创新的工具,离开了企业家精神,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。

二、资本家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

  我在1984年写了企业家的文章及其后的《企业家》一书后,应该说,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重要性,逐渐形成了共识:企业家是重要的;中国改革要成功,需要企业家。

  但什么样的所有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?当时有种观点,企业家重要,但所有制不重要,我们需要企业家,但不需要资本家。我不同意这个观点。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“企业家与所有制”。核心观点是,企业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,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。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主题。我发展了一个理论,即“企业的企业家—契约理论”,试图解释资本雇佣劳动,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当中,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,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。我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结论。

  第一,企业家是最容易偷懒的一批人。他们做决策时,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定的硬性指标来监督和约束他们,如果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承担风险,也就是让他们拿剩下的,不能拿固定的合同收入。普通工人拿的是合同收入,无论企业收入是多少,只要按时上下班,没有明显过失,就有权利领取约定的工资。企业家不能领工资,只能在所有人该拿的拿走之后,剩下的才能归他所有,所以他的收入叫剩余收入(利润)。为什么呢?只有这样,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做正确的决策。

  第二,任何社会当中,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。但谁具有企业家才能,也没有硬的指标进行衡量,诸如通过考试或通过资格认证,来确定谁有企业家才能。为确保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,就需要有一种机制,使得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敢说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,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去创业,去创新。我证明,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。

  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拿别人钱去办企业,赚了利润是自己的,亏了损失是别人的,那么将会有太多不具企业家精神的人混进企业家队伍。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,他就会掂量:我究竟是自己去做还是交给别人更合适?如果能力不够高,他就不会假装自己能力高。

  当然,现实中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。这就使资本所有者取得选择企业家的权力。企业家有一个想法,最后能不能成功,依赖于有没有人提供资金、资本,只有通过资本,企业家才能调动资源。给定世界的不确定和企业家才能的难以观察性,提供资本的人是要冒险的,如果选错了人,把资本交给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,企业搞砸,资本家就亏了。反过来说,正因为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,才有积极性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。所以资本家获得这样一种所有者的职能。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现在的股份制企业。所谓风投,就是如何判断和选择企业家。自然,拿到投资的企业家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。

消灭了私人资本家,其实也就消灭了选择企业家的机制,消灭了企业家产生的环境。凡是没有资本家的国家,谁来经营企业就没有了章法,管企业的人并不可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。这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。

三、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

  计划经济国家在做计划时,靠的是政府或者说官员,企业的每个决策全由官员决定;生产资料全归国有,政府决定如何分配。政府既替代了企业家,又替代了资本家。简单的说,计划经济的本质,就是由政府来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。

  我们看到,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。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国家,都失败了。这是苏东垮台的原因,也是中国要改革的原因,也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改革的原因。好多人以为印度一直是市场经济,其实不是。印度独立后效仿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,只是程度不像苏东和中国高,还留有一部分私人企业,但主体仍然是国家计划。

  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、资本家?第一点,官员没有企业家的经营才能。企业家是特殊人才,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,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;企业家是不怕犯错的人,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;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,政府官员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;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,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。

  这一点,观察一下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。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,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,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,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。

  第二点,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。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,可能就破产了。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,即使决策失误,个人也不承担成本。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。资本家选人选错了,要自己承担风险,有再多的钱,如果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管理、投资,最后可能血本无归。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,企业亏了,他承担任何责任吗?不承担。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,而不可能任人唯贤。现在仍有一种错误观念,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,用政府机构持股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。这是不会成功的,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,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。
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,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。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。今天最好的技术和新产品,20年前、30年前,没人预见到。200多年前,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,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,所以瓦特要找钱很难,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破产的风险资助他。200年前,当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时,没人认为火车有什么了不起,英国政府规定,火车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。130年前,卡尔·本茨发明汽车时,也没人认为汽车了不起,德国地方政府规定,汽车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。如此等等,不胜枚举。

 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,意味着不可能由政府规划,只有留给企业家去试错;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,只能由投资者自己去判断,也就是投资者必须多元化。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时,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标准,但创新没有统一标准。

  举两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,创立思科bwin必赢亚洲娱乐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,创办bwin必赢亚洲娱乐以后需要钱却找不到,找了72个投资者都不看好,没人愿意投资,最后找到第73个,才愿意给他们投资。

  另外一个例子是马化腾,马化腾创办腾讯时找投资也挺难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有名的风投,他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,就想扇自己两个耳光。为什么?马化腾当时就跟他要50万美元,他愣是没有给,因为根本不看好这个技术。马化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Naspers的南非风投bwin必赢亚洲娱乐。所以,现在腾讯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,而是这家南非的投资人。
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不可预测,一定得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。我有一个想法,我要把它变成产品,我找你,你不给我钱,我找他,他也不给,也许我转一圈就找到了,我就能做起来,我就能做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。

  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管投资的话,比如,要给一个投资项目打分,合格的才投资。但是,谁来打分?官员打分?除非他比企业家还有企业家精神,他不可能有能力评价企业家提出的方案。专家打分?专家也不是企业家,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,并不具备判断市场前景的能力。大量实例证明,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想法是可行的,而许多专家认为可行的想法最后失败了。专家打分还有专业偏见,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,好多专家写的技术前景报告,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。

  那么,能不能由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政府来做决策?也不行。你找企业家只能找已经成功的企业家,但过去成功不等于未来成功。而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说法,是创造性的毁灭,新的产品替代旧的,新的企业家替代老的。火车出现,不是生产马车的人搞出来的,是跟马车毫无关系的人搞的;现在的数码相机,不是传统相机厂商研发的;互联网也不是由电信bwin必赢亚洲娱乐开发出来的。可见,重大的创新,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成的。

  成功的企业家,思路很容易以自己的成功本身为出发点。设想一下,1990年,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委员会,由比尔·盖茨任主席,决定政府的投资方向,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?据我所知,1990年时,比尔·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,只看好PC。如果让他主导这个产业政策委员会,会有什么结果呢?一定是大量投资PC而不会投资互联网。
要是15年前中国成立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产业投资委员会,由当时最有名的、最受人尊重的企业领袖(如柳传志、张瑞敏)来主导,会是什么结果呢?最可能的是,国家的投资将主要投向电视机、显像管和计算机产业。所以说,无论政府多么重视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,都不可能克服产业政策的困境。

 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,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。时至今日,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。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bwin必赢亚洲娱乐,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?没有。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、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,但寥寥无几的新技术bwin必赢亚洲娱乐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,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。百度不是,阿里巴巴不是,腾讯不是。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,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。

四,国企制度不可能产生企业家

  1986年的那篇文章里,我提出“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”。当时好多人幻想,只要把国企变成股份制bwin必赢亚洲娱乐,成立好多控股bwin必赢亚洲娱乐,进行交叉持股,我们就实行了跟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,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,我们就有了企业家。我说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?我列了五个理由。

  一是政企分开的不可能。只要是国企,你就不要想有真正的政企分开。上世纪80年代,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政企分开,直到现在仍然做不到,不仅做不到政企分开,甚至做不到党企分开。党企分开应该说相对而言还容易一点,但仍然做不到。我们没有办法做到,使得国企领导人真正按照市场方式去选择。

  二是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。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之所以要努力做好企业,之所以要创新,是因为背后有着所有权的约束。国家或者官员作为所有权的代表,是不可能真正像资本家那样约束企业经营者的。

  三是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。所有国企都存在行为短期化问题。国企领导人考虑的都是短期问题,不可能考虑三年以上的事情,但做一个企业,没有长远考虑,不可能真正做成优秀的企业、创新的企业。为什么?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,一个新产品从创意到被市场接受,一项重要技术的突破,可能需要三年五年,甚至十年二十年。如果一个企业家不考虑长远,他做的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市场经济当中的创新型企业。

  为什么国企领导人不可能考虑长远?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,任命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,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。有权任命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好,就让你继续做下去;也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,就必须把你拿掉。你的位置是否稳固,更多依赖于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。国企领导人的对调就是这样。

  国企领导人要想位置稳定,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做得不死不活。搞得太好了就是一块肥肉,有关系的人就要来占这个位置。当然搞得太差连年亏损,也是一个问题。一个很大的国有集团bwin必赢亚洲娱乐,有五个分bwin必赢亚洲娱乐,有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,把排名第五的分bwin必赢亚洲娱乐做成第一名,非常有成就。后来,集团bwin必赢亚洲娱乐老总就让自己的秘书来接替他,这个秘书又将bwin必赢亚洲娱乐从第一名做到第五名。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国有企业下,不可能使经营者真正有长远的考虑。

  四是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。国企有一个制度性的毛病,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定义的“预算约束软化”。私有制下,预算约束是硬的,如果收益持续不能弥补成本,你就破产了。预算约束软化是什么意思呢?即使收益小于成本,你仍然可以活下去,因为有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的支持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政府就试图不断硬化国企预算,但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国企一旦出问题,政府一定去救它。企业越大,政府花的力气越大。现在,财政预算仍有国企亏损补贴这一块。甚至一些很赚钱的国企,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所谓“政策性补贴”。

  五是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。上世纪80年代,很多经营者和职工合起伙来,不断提高自己的工资和奖金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瓜分国有资产。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所以,凡是靠垄断赚钱的国企,职工拿的工资都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,实际上工资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是资本收益,或者是消费者剩余,而不是劳动收益。

  除了以上五点,我现在补充一点,就是国企不可能变成创新型企业,更不可能变成创新主体。之所以不可能,除了前面讲的领导人行为短期化外,也与国有资产需要的监管有关。

  创新是不可预见的,有成功的可能,也有失败的可能。一个国企领导人搞创新,失败了应该怎么样?可以设想,失败了,政府可以原谅你,因为创新总是有可能失败么。可是如果这样,许多国企领导人就会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创新(包括从个人手里购买专利),依此来侵吞国有资产。

  另一方面,如果创新失败了就要追究个人责任,有创新精神的人会去创新吗?他不会创新。因为就算是100个成功,只要一个失败,他面临的可能不仅是纪律处分,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。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。这样的话,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国企领导人也不会真正去创新。维持现状,而不是创新,才是领导人的理性选择!

五,bwin必赢亚洲娱乐治理应该以企业家为中心

 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,bwin必赢亚洲娱乐治理成为热门词,在中国也是耳熟能详。证监会、银监会、保监会出台大量文件和政策,都在规范bwin必赢亚洲娱乐治理结构,特别是上市bwin必赢亚洲娱乐的治理结构。

  但在我看来,所有这些文件也好,背后的理论也好,都有问题。当然,背后的理论不是中国人发明的,但仍然有问题。

  问题在哪儿呢?在于它是一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。这个模型把bwin必赢亚洲娱乐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问题,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,怎么让他不贪污。

  这个问题当然重要,但不是最重要的。回到我前面讲的,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bwin必赢亚洲娱乐治理模型。一个有效的bwin必赢亚洲娱乐治理结构,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bwin必赢亚洲娱乐,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,去创造,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。目前bwin必赢亚洲娱乐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,导致了把过多精力、法律、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,使bwin必赢亚洲娱乐变得越来越官僚化,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。按照现在的治理模型做下去,我想,未来bwin必赢亚洲娱乐腐败可能会少一点,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家精神会更少,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。

六,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
   前五个观点也可以说是“企业理论四书”重要观点的概述。今天,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时候,我要特别说一下企业家队伍本身的转型。

 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,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,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,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,低买高卖,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,个人赚钱了,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,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。但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。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,不可能太高,即使要有5%的增长,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,靠创新型企业家。创新型和套利型不一样。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,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。为什么?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。

 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。举一个例子。陕北民歌《赶牲灵》的原作者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。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,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,是套利型企业家。张天恩本人在“文革”时“投机倒把”坐了四年牢。那时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,因为有些套利可以偷偷摸摸去做。但创新不一样,需要三年五年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,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,不可能像套利一样,今晚上偷偷买进来,明晚上再偷偷卖掉。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,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,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制度,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,因为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。

  因此,要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,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,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。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,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。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,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。如此,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。


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♂顶部♂

版权所有:安徽民协网 

地址:必赢bwin官网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与文曲路交口创新产业园B1座北区7楼 电话:0551-65328710 邮箱:wdl608@163.com